修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为了解决陌生人社会中道德秩序的空心化问题，有学者提出了运用柔性社会治理的手段重新发现和建构道德共同体、建构陌生人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础，以实现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

现代社会越来越趋向陌生人社会，大城市尤其如此，道德观念越来越多元，这也使得道德的约束力大幅下降，法律对社会的调控范围越来越大一审法院判决杨某公平分担损失15000元，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改判杨某无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上述司法实践为妥善解决陌生人社会的道德秩序空心化问题提供了非常好的样本。陌生人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道德准则的不可公度性，因为单子化的个人已经无法拥有共同的道德观念，美国学者恩格尔哈特就用道德异乡人的概念来表征这种道德准则的不可公度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有不同的方式，而且也有不同的功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在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场合，法院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起到增强说理的作用，同时法院也正是通过具体的判决向社会民众彰显国家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周长军等在论及无受审能力被告人缺席审判的范围时，重构了被告人受审能力认定标准，提出了改采进阶式认定标准，将受审能力区分为参加庭审的基础能力与放弃自主行使的诉讼权利的决定能力，更好地平衡被告人自主权的防御功能与处分功能。

王锡锌认为，对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活动的法律控制，既需要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本规制框架，也需要引入行政行为合法性分析框架，从权限合法、内容合法、程序合法等维度规范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活动，并引入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及归责机制。杨凯认为，公共法律服务专门立法在整个公共法律服务规范体系中具有纲领性地位。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等有关涉外法治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原创性贡献的重要体现。我国既要加快制定单项涉外法律，如对外关系法、外国主权豁免法等，又要及时完善我国法的域外适用制度。

2022年，中国法学研究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从法学基础理论到各部门法学，从传统领域到新兴学科，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近年来司法建议在我国部分行政诉讼案件中呈现的功能扩张趋势，王云霞建议将司法建议制度融入诉源治理体系中，促进司法建议从权宜性治理转向制度化治理，强化实践形态中行政诉讼司法建议的规范化运行。

从规范构造来看，宪法中有关健康条款的内部规范构造和外部结构为健康中国的建设提供制度支撑。上官丕亮探讨了部门宪法的实质，认为部门宪法不是宪法的部门，也不是部门法，而是部门宪法学，它是宪法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路径。只有建构多元化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规范体系，才能根本解决现有公共法律服务地方立法实践及理论研究中出现的关于基本概念、规范类型、规范属性、调整方式、权利属性等诸多基本争议。在宪法实施、宪法与部门法交叉等领域，莫纪宏创新性讨论了宪法作为根本法能否在特别行政区内直接适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认为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机构、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作为中国公民的特别行政区居民，都具有宪法上的直接法律义务，必须要自觉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

在世界范围内，程序法模式已成为行政法法典化的通例。周光权认为，合宪性调适作为合宪性解释的特殊情形，是刑事领域宪法判断的新动向，属于中国式制度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独特的宪法实践，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方向。在推进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进程中，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清除制约法治社会建设的障碍因素。马长山认为，数字法学不是现代法学的理论增补，也不是现代法学的新兴分支，而是现代法学适应数字时代变革发展的转型升级。

就刑事司法改革而言，陈兴良指出，少捕慎诉慎押体现了司法的温度，反映了宽缓性司法理念，也折射出我国刑事司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相应地，行政法学研究覆盖了行政行为法、行政组织法和行政救济法等多个方面。

第三，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因此，应及时勘定技术嵌入司法活动的边界，合理分配人类与机器的决策分工。

严格公正司法 纠纷解决机制的成熟和完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在研究特征上，当前学界研究主要倾向于功能主义、结果主义和还原主义的研究风格，应进一步推进整体主义视角下对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类型和制度建构路径的学术探讨。蔡从燕研究了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中的统筹问题，提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不仅涉及在制度、行为体、机制以及场所等方面进行恰当的建构、动员与选择，而且更要解决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方法论选择问题，即涉外法治遵循正常化逻辑抑或例外主义逻辑。同时，陈景辉对算法之治本身的性质表达了质疑，通过依据法治的具体要求逐一检验算法之治的两种具体类型——代码驱动型与数据驱动型，认为所有类型的算法之治都不是具体的法治，也不满足法治的要求，而是法治的拘束对象。第二，数字行政受到更加多维度观察。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叶会成深入阐发了民主立法的独特价值，认为民主立法是公民行使公共自治的体现，是公民为增进自身福祉实施的集体立法，公共自治的价值无法被折抵为良法之结果。陈柏峰认为，在基层治理中，社会诚信机制将法律和道德评价的行为纳入自治环节，对它们进行社会诚信评价和奖惩，重组自治、法治、德治资源，促成三治融合。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立法法》的修改作为初次审议的法律案列入2022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既要重视促进国际合作法律制度建设，对标国际标准构建外贸投资、外资审查管理、外国人入境居留管理等法律法规体系，又要有利于我国开展法律反制措施，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

算法行政的理论构想和实践应用虽然有助于缓解社会公众长期以来对政府懒政怠政等问题的担忧，然而，王怀勇指出，算法在获得定量化、精确化等硬性决策能力的同时，也摒弃了价值、理念等软性觉察、衡量能力，限制了传统行政中行政相对人参与、反驳的机会。只有这样，中华文明才会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顺应时代的迫切需求，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肖永平认为，完备的涉外法律规范体系是涉外法治的基础。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下引领社会多方参与社会治理的多方实施共治。黎四奇认为，在数据科技治理中，除认真对待法律外，还必须在科技研发、推广与使用等环节系统性地植入伦理规则，使伦理成为法律创新的指南针，从而实现法律与伦理的有效对接。文章全面回顾了我国宪法制度建设和宪法实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总结了我国宪法制度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明确要求。

第一，司法制度在历时性变迁中不断完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此外，依法立法最重要的所依之法就是《立法法》。第一，法治社会建设研究不断深入。

这些风险难以通过市场力量自行化解，需要行政规制的力量予以防范，具体行政规制路径包括搭建统一的元宇宙身份认证平台等。马怀德认为，行政法法典化应当采取行政基本法典模式，对一般行政法规则进行体系性整合，并在这一定位下妥善处理行政基本法典与单行法、部门行政法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人民法院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司法改革的历史，变革始终是其主旋律。在价值上，前者追求的是真，即合规律性。第三，新型行政行为得到重视。针对中外法治文明成果，何勤华等认为，我们要始终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态度，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宋方青指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构的实践逻辑论及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全面立体的制度架构与调整供需的优化路径，只有通过顶层设计、资源供给及保障制度等层面的共同推进，才能实现建成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远景目标。

尤其新时代以来，司法改革在力度、广度、深度方面均有重大突破，并已取得显著成效。    第四，更加注重救济对于权利保障的研究。

肖惠娜总结了守法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威慑、认受性、同伴压力（或社会规范）、违法机会和法律的表达等。最后，牢固树立对法治的信仰，这是对守法最高层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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